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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站平台官网-秦汉三国长沙区域史的探究——王子今《长沙书籍研讨》深读

            admin 2019-08-12 175人围观 ,发现0个评论

            导语

            1996年,考古作业者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街的一口古井中抢救开掘约14万枚有东汉、三国孙吴编年的书籍,田余庆先生将其命名为走马楼三国吴简;在此之后,此片区域又先后有走马楼西汉简,九如斋、东牌楼、五一广场、尚德街等多批东汉书籍被发现。这些书籍作一号站平台官网-秦汉三国长沙区域史的探究——王子今《长沙书籍研讨》深读为长沙当地官府档案,数量巨大、形制多样、内容丰厚,在曩昔二十年中,一向代表着书籍维护收拾的新意向,也引领着秦汉史、三国史、魏晋史乃至社会史、经济史等范畴的学术新潮流。

            王子今先生《长沙书籍研讨》一书归纳运用长沙城市周边及市中心历年出土的书籍、文物等,评论两汉三国长沙当地的天然、地舆、交通、社会、文明等论题,史学调查的视角亦缩微至户口簿籍简所见一般民户,是秦汉区域社会史研讨的一部力作。

            长沙出土书籍数量巨大,开掘、收拾到刊布,历时绵长。王子今先生是北京吴简研讨班的前期参与者,本书所收31篇专题研讨,皆诞生于一起研讨中,包含对吴简中很多新名词、社会称谓、身份以及许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读,展现了长沙书籍研讨先行者们的思想火花。本书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年之后推出,在吴简研讨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含义。

            王子今《长沙书籍研讨》,我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7年12月版

            一 出土书籍与秦汉三国长沙区域史

            区域史的研讨,尤其是区域社会史图景的描绘,一向是我国古代史研讨的一重要范畴,但因为传世文献详中心略当地,详高层而略底层的记载倾向,在宋曾经的时段,很难打开相关作业,而以史料疏阔的上古为尤甚。

            以地处秦汉帝国地图南缘,湘江冲积平原上的前期农业聚落与文明都邑——长沙为例,根据《史记》、两《汉书》的相关记载,咱们仅知其行政归属(秦属长沙郡,两汉属长沙国、长沙郡),地舆、物资、户口等状况;而因史书所记王公大臣徙长沙的事例,代表华夏史家态度的所谓“长沙卑湿”、“山林毒气”、“长沙山寇”成为本区固定的社会文明符号,约束了后世学者对秦汉长沙区域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明等开展状况的全面认知。汉末至三国,本区处魏、吴战役前哨,在割据军阀实力之间频频转手,自建安末(215—220)方稳定地归属孙吴,吴以长沙为大将步骘封地,置临湘侯国,属长沙郡。正史侧重记载了汉魏之际孙坚、刘表、刘备、孙权“争荆州”、“分荆州”,据长沙的军事画面;专记孙吴史的《三国志•吴书》20卷及《建康实录•吴》4卷等,多注重孙吴高层政治集团的意向及将帅、士人的活动,于吴地社会和民生,鲜少触及。

            上世纪50时代以来,与传世文献“异质”之书籍帛书,以及一号站平台官网-秦汉三国长沙区域史的探究——王子今《长沙书籍研讨》深读战国、秦汉至三国之文物、遗址,开端在长沙区域被连续发现,并经考古开掘。其间1972—73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长沙国丞相及其家族墓葬的开掘中,出土了织帛、竹、木、漆器,农、畜产品等很多随葬品,以及书籍,内容包含遣册和医书;1993年在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的开掘中,出土了金、玉、漆、竹、木、陶器、丝织品等各类文物,以及印有阴文篆书“长沙后府”的封检、作为遣册的木楬。这两次严重发现作为西汉本区贵族生前与身后日子的标本,引起引人注目。

            在此之后,开掘深埋于长沙城市中心古代遗址的井窖之中的竹、木书籍,成为长沙考古的又一杰出类型。1996年,市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街平缓堂商厦工地编号22的古井中一次性出土约14万枚三国孙吴编年书籍(少部分有东汉编年),这一数量乃至超出其时全国范围内发现书籍的总和;自此以后,此区域的古井中又连续有多批两汉书籍文书档案的发现,例如九如斋东汉简(1997年开掘,约277枚)、走马楼西汉简(2003年开掘,1万余枚)、东牌楼东汉简(2004年,426枚)、五一广场东汉简(2010年,1万枚左右)、尚德街东汉简(2011年,170余枚),等等;近年在市中心坡子街、青少年宫邻近工地古井中,又有东汉简的发现。

            上述几批书籍收拾进展纷歧,而内容与长沙墓葬中所得文书不同,主要是相关官府的文书档案、名籍,以及少数私家信札等。考古作业者曾据九如斋科文大楼工地古井内发现的“府君高迁”等瓦当估测,书籍文书所涉官府主要为长沙郡,亦有部分关于临湘县的记载。与其他批次书籍不同,走马楼吴简中还有数量巨大的登录孙吴嘉禾年间(232—238)长沙民众人名、年岁、身状、口食的户口名籍,以及民众向官府交租、交税发生的莂券等;为恢复本区三国时代的底层行政作业、民众日子实态,寻找“眼光向下”的长沙区域史(History from below),供给了榜首手材料。

            王子今《长沙书籍研讨》一书,即归纳运用长沙城市周边及市中心历年出土的书籍、帛书、文物等,对秦汉至三国江南荆湘区长沙地域社会的多角度、立体化研讨。全书包含31篇专题研讨(《走马楼“凡口若干事若干”简例试解读》一篇系未刊稿)、1篇附录,30余万字;其间前3篇运用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文物进行相关评论,第4篇研讨五一广场东汉木牍,第5—7篇触及东牌楼东汉简所记吏职与名物,剩下23篇均环绕走马楼吴简打开;附录为作者为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所写评论。全书触及两汉三国长沙区域的天然环境、地舆局势,陆路、水路、海路交通等论题,亦深化社会内部,对本地的底层行政、产业结构、社会日子、区域文明与风俗等状况进行描画;乃至将史学调查的视角缩微至吴简户口簿籍所见之一般民户家庭的爵位承继、赋役担负、男女比例、未成年人及女人位置、户内奴婢等具体问题;可以说,凭借新材料,对长沙区域进行了由内而外的深描(thick deion)。

            二 本书的研讨特征

            1.出现区域社会特质

            在秦汉帝国广袤的辖境中摘取长沙一隅,当然得之于考古发现的关键,而摘取式研讨中实则应时刻面临着这样的发问,长沙的区域社会与帝国其他区域比,有何特别性?怎么经过研讨来展现这些区域特质?作者的31篇专论虽属发散式研讨,但相关议题的挑选,并非单纯的兴之所造成的,却是环绕着本区的社会特质而立意。

            《汉书•地舆志》介绍全国各地的地舆、山川、物资、风俗,于长沙地点的“荆州”条下记:“正南曰荆州:其山曰衡,薮曰云梦,川曰江、汉,寖曰颍、湛;其利丹、银、齿、革;民一男二女;畜及谷宜,与扬州同(畜宜鸟兽,谷宜稻)。”提及物资有“革”,本书第9篇即评论了三国时期本地获取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的风俗,注重到孙吴底层赋税征纳中有“入皮”现象,当地存在鞣制皮革的专职工匠“治皮师”等;在第2篇中,作者注意到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梅花鹿标本,指出西汉初年长沙天然生态杰出,鹿等野生生物孳衍,而猎鹿也极为盛行。

            《周礼》、《汉书•地舆志》皆提及上古时代荆州“一男二女”的社会结构,本书第17、19、20篇凭借对吴简名籍中女人姓名,与女人相关的称谓“小妻”、“中妻”、“寡嫂”、“姪子”等的剖析,提醒出三国时期长沙在籍女人多于男性,男性户主多纳“小妻”,成年男性早卒后其妻与其弟同居称“寡嫂”,与户人一起日子的“姪子”(妇人称号其兄弟之子)远多于“兄子”(男性称号其兄弟之子)等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真实地出现了吴地“老公早夭”、男少女多,女人自主性较强的文明特性。

            东汉至三国时期,华夏板荡,北士南下,多避乱荆州,或南适长沙;士人外,大批北方民众亦南迁,带来了江南、荆州及长沙人口数量的激增,根据两《汉书》记载的户口数计算,西汉至东汉,长沙区域户数翻了近六倍,口数翻了近五倍。本书第28篇即注重到动乱时代,很多北方移民向长沙搬迁,与亲属、妻子别离,导致门单户约的凋谢情境,并将这种现象与吴简名籍记载中的“独身”相结合。人口南移带来的终究结果是北方的物种、准则、文明的南播,然后促进江南的开发。《汉书•地舆志》记载本区的大田作物为稻,而作者却注意到吴简中米、麦、豆算计与征收“大豆租”的简文,提出长沙区域曾以豆作为征纳目标与仓储,反映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的豆作阅历移于南边(第31篇)。经过一个个详尽的考证,本书不只可作为长沙社会面面观,也有要点地出现了区域社会特质。

            2.“统合”研讨

            区域史之外,《长沙书籍研讨》一书的研讨特征,还至少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对长沙秦汉三国出土材料的统合研讨。上文曾提及,长沙当地楚至三国时代文物、文献的发现,是阶段性的,而大致可分为城市周边的墓葬发现与城市中心的古井发现两种类型,这两型的开掘品也存在着内容与时刻上的开裂。墓葬所得多为战国楚及西汉初本地王室、贵族的陪葬品器物,文字材料较少,为遣册、医书;而古井所得为东汉至三国本地官府档案。更大的问题是,各批次文物、文献的维护与收拾分属不同文物单位,一般各自作业,在材料正式发布之前鲜少沟通,一如陈松长先生所言“我虽一向在长沙从事简帛的收拾和研讨,但对走马楼吴简的注重度的确有限”(本书《序文》)。这些状况导致对长沙出土书籍帛书的归纳研讨,往往停留在标语层面。

            本书作者承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长时间从事秦汉史、秦汉考古文物、出土文献等相关研讨,多年来一向严密盯梢长沙当地的考古收成,并参与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的长沙书籍研读;在本书的具体研讨中,挑选适于在长时段打开的议题,广采马王堆出土标本、文物、文献,市中心出土的东牌楼、五一广场汉简、走马楼吴简等各批次长沙简,不只寻求不一起段文献的对比,亦测验以文物与文献互证,奇妙地完成了对长沙出土材料的统合研讨。如第2、9篇调查秦汉时长沙的生态环境及以鹿为主的野生动物,作者不只运用了马王堆一号汉墓签牌、遣册中有关“鹿笥”、“鹿肉”、“鹿脯”的记载,走马楼吴简中诸乡入鹿皮、麂皮,师佐籍中“治皮师”的记载;还让鹿的存在立体化、形象化,注重到马王堆一号墓所出梅花鹿骨骼标本,乃至走马楼吴简木牍上的鹿形勾勒。第31篇评论吴简中的“豆租”,作者又敏锐联系到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出土的豆科植物什物,以及一号墓遣册中的“敊”(豉)、“黄卷”等豆制品的相关记载。经过丰厚的联想,相对天然科学化的课题,将不同批次发现、内容悬殊的长沙书籍、文物,奇妙地相关起来,出现了“统合”的研讨境地。

            3. 收拾、会读、研讨同步的作业形式

            因为种种原因,长沙出土书籍文物等材料从开掘、维护、收拾到刊布,往往阅历绵长的进程,假如遵从材料完好刊布后方可进行研讨的常规,必定使学人有抬头白头之憾。走马楼三国吴简是迄今为止我国单批次出土数量最多的书籍材料,初度发现时计算为14万枚,后经清洗、揭剥,确定为有字简76552枚,有墨痕简2万余枚。如此数量巨大的材料,收拾作业必定长年累月,为此,开掘及收拾作业掌管者宋少华先生提出边维护、边收拾、边发布的准则,将收拾小组的阶段性效果分卷出书;而参与吴简前期收拾的罗新先生也经过E-mail随时向学界同行陈述长沙作业状况,宣布有价值的释文(罗新1998年5月至1999年5月从长沙发往北京朋友的23封函件,陈爽收拾为《吴简陈述》),后在陈爽先生的帮忙下,鼓舞同好者在“象牙塔”网站的“吴简研讨专题论坛”及“往复”的“史林杂识”网页发布吴简研讨文章、札记。

            2000年之后,罗新、陈爽先生还在北大前史系研讨生刘聪、汪小烜等的帮忙下,在北大安排吴简会读,开始仅仅小型的阅览、研讨组,由罗新供给开始释文,参与者评论释文、断句,对简文所涉新词汇的了解等;后来开展为闻名的“北京吴简研讨班”,持续活动至2014年前后;而2006年10月至2007年3月还曾会读过新发现的东牌楼东汉书籍。

            北京吴简研讨班部分前期成员合影,左起第三为王子今先生。摄于2000年夏北大理科楼。

            这种阶段性宣布新材料的做法,极大地激发了研讨者的学术热心。本书的作者便是“吴简研讨班”、“吴简论坛”的最早参与者,作者回想“走马楼吴简的研读是和这批重要出土文献的收拾同步进行的”,“不能忘掉因罗新教授招集在北京大学我国古代史研讨中心参与读简班时的阅历。在参与者中,我是年岁大的。许多中青年学者活跃投入才情和精力,推动了书籍学的前进”(《跋文》),无疑表达了对这种收拾、会读、研讨同步的作业形式的附和与称赏。

            2010年6月27日北京吴简研讨班活动相片,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陈述厅。

            从陈爽先生保存的“吴简论坛”页面缓存来看,本书对“折咸米”、“烝口仓”、“地僦钱”等新名词的考释,对吴简舟船属具的注重,皆脱胎于早年作者宣布于论坛上的小札记。而凭借论坛中的回复功用和吴简研讨班上各位学友的争论,相关观点得以不断完善。如作者注重到吴简中“建安”编年简文中的“折咸米”记载,将其了解为“扣去可以少缴的数额而实缴的租税米”;经论坛评论,方批改了解为“与粮食损耗有关的纳米姓名”,愈加合理。从本书的注释中捡拾信息,还可发现,作者对“东部烝口仓”所谓“东部”的了解,得到罗新、王素的启示;在运用日藏保甲文书与朝鲜户籍大帐考释吴简“私学”等相关问题时,曾与张荣强协作;评论五一广场简待事史王纯“叩头死罪白”木牍时,将其定性为“白事”文书,由侯旭东提示了日本学界对相关文书体式的研讨,等等。

            因为种种原因,2011年,尤其是2014年后,北京的吴简研讨班很少再打开活动,但其创始的收拾、会读、研讨同步的作业形式,却很好地体现在本书中。这是本书的第三个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时下大批量出土书籍的收拾,皆选用分阶段收拾、分卷发布的形式,运用这些阶段性材料进行的研讨,必定具有生长性,应处于不断调整中。为防止一己专断,生成较快被筛选的定论,团领会读、同行评论、联合攻关,将是未来书籍收拾研讨的必经之路。

            三 选用的研讨办法与存在的问题

            本书在具体研讨办法上亦可圈点,31篇厚实考证,实际上均建立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文物考古材料环环互证的一套谨慎的“三重依据法”基础上。上文曾提及,作者对秦汉文物考古信息非常熟稔,因此在品读《左传》“卫懿公好鹤”故事及唐人友鹤、煮鹤诗时,天然联想到成都双羊山等画象砖中鹤的形象,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熬【左鸟右高】笥”的记载以及竹笥中发现的鹤骨骼标本;在评论吴简“烝口仓”简例时,参佐了同处江河交汇的西汉京师仓、陕西凤翔西汉汧河新鲜中文网码头仓储遗址的状况等等。吴简中关于“大樯”、“上【左罡右寸】”、“下【左罡右寸】”的记载,常人难以读懂,作者却由此联想到广州出土的东汉后期的两件陶船模型,测验根据简文标准记载恢复孙吴舟船的总面积与排水量等信息。

            当然,本书作者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各自的运用,也形形色色,极具发散性。引传世文献,广泛经文、史籍、诸子书、以及笔记、诗、赋等文学材料;不限于秦汉时代生成的文本,极注重后世文人对秦汉相关问题的叙说、敷演与评论。除长沙简外,作者对全国范围内各批次楚、秦、汉、吴简的状况非常了解,因此在评论吴简中所见未成年士伍、公乘时,联想到里耶秦简中的“小上造”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小爵”信息。

            针对数量巨大、内容略单一的孙吴底层档案文书,计算剖析不失为一种卓有成效的研讨办法。本书将计算法很多运用于吴简中数量最大的名籍简的剖析与解读中来。如对“小妻”、“中妻”、“细微”、“寡嫂”、“兄子”、“姪子”、“户下奴/婢”等户内身份与称谓的计算,在此基础上注重家庭成员中的未成年人与女人;制造《走马楼竹简女子人名用字频度表》,用计算法出现了390例女子姓名出现的频次;并以人名为头绪,评论了孙吴长沙当地女人的社会位置、家庭职责、取名好尚等论题。

            本书既是以“长沙书籍”命名的榜首本学术著作,也是秦汉区域社会史研讨的一部力作,并因对吴简中很多新名词、新事物、社会称谓、身份以及许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读与探究,在吴简研讨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当然,在很多学术范畴做出演示的一起,本书的一些证明尚存在不完善处。对名物、称谓、社会身份等范畴的研讨,是作者的特长;但触及文书行政、政治准则等相关问题,作者的现有评论就显得不行深化。比方第6篇评论东牌楼汉简中“津史唐存、捕盗史黄敷”的记载,作者不同意收拾者以“津史”为“专掌修治津梁路途”的“郡、县列曹属吏”的了解,批改其职掌应为办理津渡;但关于“津史”的性质、行政级别等问题,并未打开具体研讨,而仅引证时代悬隔的大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令中“外职掌”的记载,质疑其为郡县诸曹掾史,读来略感论说未周。实际上,收拾者以“津史”、“捕盗史”为郡县属吏中的诸曹掾史,系从严耕望氏旧说;而作者此篇成文一起,又有研讨以为,此类以捕响马等业务为专职的掾史,系承受长吏指使,从事外部作业的都吏,与分曹处理文书的曹吏作业性质不同;这些秦汉官制研讨的学术信息应得到注重。

            又例如作者评论担任许迪割米案考实的小吏潘琬的身份“录事掾”,质疑其非固定职名,以“掾”为潘琬的职务,而“录事”仅仅临时性作业,如现在所说的“记载者”;并以为“某县录事掾”的说法不确。实际上,“录事掾”一职多见于汉碑及书籍的记载,为秦汉郡、县属吏中的常职,坐落门下体系,从事文书作业;别的,根据后续新刊简文中的人名互证,咱们也可以知道,孙吴嘉禾年间担任录事掾的除潘琬外,至少还有谢韶、谷水、陈旷等人,而他们都是临湘侯国(县级)属吏。

            本书所处理的长沙出土书籍,尤其是走马楼三国吴简,是带着有海量原始信息的底层档案,因为久存地下,遭到井壁垮塌的冲击及出土时的打乱,导致本来编联成册的文书支离化;因此其间出现的人名、地名、称谓、身份、职官、文书用语等,对研讨者来说,短少可供对比的意项完好的运用成例。为了解这些概念,前期的吴简研讨者天然是先以传世文献中相同或相似的概念与之对比;但这种“对比法”,应建立在充沛了解各种材料本身特质基础上,既要鼓舞对比与联想,又要心有畏忌,防止简略地比附。

            将传世、出土文献与文物材料彼此对照,以促进对相关问题的了解,是本书的特征,但在单个事例中,也存在对比不妥的状况。如第5、6篇对东牌楼汉简中“津卒”、“津史”身份的了解,作者皆举证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所记外职掌中的“诸仓关津史”,虽职名相似,但汉唐间职官准则发生巨变,唐令“诸仓关津史”与汉代郡、县以关津为务的专职掾史性质有实质不同,相关问题应从秦汉当地行政头绪而非唐制中予以了解。又如第22篇评论吴简中的“私学”,作者根据汉晋文献中同名词汇,将其了解为儒者以私家身份接收的学生,并以日本藏明嘉靖保甲文书册中的“儒学生员”、朝鲜道光庆尚道户籍大帐中的“幼学”相对照。实际上,吴简中的“私学”为特别身份,与传世文献中的私业儒生不大相同;孙吴嘉禾年间,只要遗脱可被举为私学,正户民只能“给私学”;而私学并不享用免役,需求执役、交纳限米等;其独特性,只能从孙吴官文书本身的逻辑予以了解。

            当然,二重、三重依据法运用的标准与火候,是较难掌握的,这个问题在其他的吴简研讨效果中亦不同程度地存在。近年来,吴简开掘简的出书与揭剥图、盆号、考古号等原始信息的发布,为散简的恢复与集成供给了杰出条件,有不少学者测验凭借考古信息与书籍遗存信息,对其间的各类簿书进行重新编联,模范研讨如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一号站平台官网-秦汉三国长沙区域史的探究——王子今《长沙书籍研讨》深读民人名年岁口食簿”恢复的开始研讨》(《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辑);抱负状况下,本来散乱的、破碎的概念、信息将得以必定程度复原。在编联基础上再打开二重、三重依据式研讨,将推出更为靠近前史情境的定论。

            四 研讨远景

            长沙吴简发现于1996年,时至今日,其收拾与研讨已走过20个年初。作者在吴简发现后不久即参加研读部队,连续宣布研讨效果,收入本书最早的是2001年宣布的对“折咸米”、许迪案文牍的考释;最晚的是2011年宣布的对“独身”,户下奴、婢的考释;作者关于“地僦钱”、“枯兼波簿”、许迪割米案文牍的开始评论,引起了学界遍及注重、持续跟进,而成为研讨热门。以上显示出作者在吴简研讨的榜首个十年中活跃参与,勤勉著作,效果丰盛。

            前文提及,2011年《吴简研讨》第三辑出书后,北京的吴简研讨活动次数削减;而因为上一阶段阅历的堆集,吴简开掘简的收拾速度有所加快(2015年一号站平台官网-秦汉三国长沙区域史的探究——王子今《长沙书籍研讨》深读11月27日长沙书籍博物馆向国家文物局提交《长沙三国书籍维护收拾项目检验归纳陈述》,标志着吴简的收拾发布渐近结尾),2012至2018年六年间,《竹简》〔肆〕、〔柒〕、〔捌〕、〔陆〕、〔伍〕诸卷连续面世,记载信息相对完好的竹木牍亦得很多宣布,为许多研讨热门,多么迪/朱表割米案、私学、隐核州、军吏等问题的推动,供给了史无前例的新关键。但学界对很多新刊书籍所传达信息的承受,必定需求一个进程。

            作者说《长沙书籍研讨》一书的许多效果“起先宣布时仅仅运用了其时已发布的材料”,“许多见地现已过期,应予以仔细批改,乃至予以推翻”(《跋文》),一方面带有自谦的意味,也是因为新材料刊布加快,出土文献的收拾与研讨速度失调而必定导致的学术史现象。咱们在认同本书坚持考古学“其时”地层原貌做法的一起,当然深心等待作者可以“往而复来”,持续对走马楼吴简及长沙出土书籍的研讨,在业已出现的新学术地层中肆力耕耘,坚持学术生命的“循环不息”。

            2010年五一广场东汉简发现之后,李均明先生用四个“榜首”来归纳长沙出土书籍的特色:出土书籍数量全国榜首,入藏数量全国榜首,帛书数量全国榜首,简帛时代跨度全国榜首。长沙出土书籍的收拾,阅历了绵长进程;而环绕其进行的研讨,可以说方兴未已。上世纪90时代之后在长沙市中心连续发现的多批书籍,除走马楼西汉简外,其他均为东汉至三国长沙郡、临湘县官府档案、私家文书;将这些材料衔接起来,有望重构汉—吴—晋革新期长沙底层行政与地域社会图景。这关于不同年岁层次的史学作业者而言,无疑都将是极具魅力的研讨课题。

            附记:本文部分内容以《出土秦汉三国区域材料统合研讨的先行效果》为题刊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7期,笔者在此基础上作了补充与改写。侯旭东先生通读过本文并供给修改意见,陈爽先生见示前期学术史信息;全文定稿于杭州之江,浙江大学人文高级研讨院供给了杰出的学术环境,在此同时称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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